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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部分（第2页）

到了1959年，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、沈阳、呼和浩特、包头等城市。4月，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。据不完全统计：

河北省：外流人口28万；

山东省：外流人口32万，其中青壮年10万人。＇7＇

1960年1至4月，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，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，大部分来自鲁、冀、豫。前往东北的占60％，前往西北的占20％，其它城市占20％。同年1至6月，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，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。＇8＇

对于农村人口外流，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。1959年3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发出《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》，其后，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。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，可免粮票供应饭食，但需进行人员登记，其后一律遣返原籍。

（3）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

1958年11月后，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，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。＇9＇北京对此的反应是，动员群众少吃肉、蛋，1959年5月，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、鲜蛋。在大城市，除保证特种供应外，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，或停止供应，以全力支援出口。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，提出口号：国庆节前不吃肉，不吃蛋，或少吃蛋。湖北省规定：从县到省，除特殊需要外，一律停止供应肉食。1959年4月，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、合作食堂、点心铺。偶有供应，群众排队如长龙。＇10＇

（4）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

1959年1月至4月，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。92％，家禽减少75。19％，蛋减少79。56％，鸡、鸭、鱼则早已停止供应，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（老秤）已不能够维持。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、代藕粉成为畅销品。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、苞米粉，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。＇11＇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。1959年春节，在各地大力支持下，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。1959年端午节，马寅初因没买到鸡、肉，只吃了几个粽子。他说，活了78岁，第一次没过端午节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。

与大城市相比，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。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，洋槐叶5分钱一斤。＇12＇

对此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，号召勤俭建国，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。

（5）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

1957年12月，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。1958…1959年后，情况日趋严重，据不完全资料反映：＇13＇

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，江苏省宝应县35391死亡，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，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，其中死婴153名。＇14＇；

1960年1月至2月，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＇15＇……

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，北京的基本态度是，认定事件起因是“民主革命不彻底”，＇16＇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，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，处理好善后工作。

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“消极现象”的总体判断是：

（1）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。1960年1月26日，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，1958、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。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，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，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，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。＇17＇

（2）认定消极现象仅是“一个指头”的问题，其它“九个指头”都是好的。

（3）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。庐山会议后，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；1960年3月后，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（不分到农民手中）。到了4月，全国农村已有4。4亿人参加了食堂。

（4）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，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，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“闹粮”。而“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”则成为一条铁律，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。

基于以上判断，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，并未予以充分重视，反而认为，造成“粮食紧张空气”的重要原因是，农民和基层社队“瞒产私分”。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“反瞒产斗争”。具体到粮食问题，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：

（1）继续出口粮食。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，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，仅11月，就出口粮食18。8亿斤，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　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，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。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，实际出口265万吨。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，要求中国在　1960年供应84。7万吨，比1959年提高50％。＇18＇

（2）继续高征购。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。4％，1959年上升为39。7％，1960年为35。6％。＇19＇到1959年11月　27日，全国征粮1077亿斤。其中，1959年10月，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。8亿斤，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。7亿斤，即增长一倍半。＇20＇

（3）减少城乡粮食销量。1959年7月至11月，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，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；城市销售346亿斤，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。＇21＇

（4）调动宣传工具，阐述“好日子当苦日子过”的新概念。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，要“富日子当穷日子过，宽日子当紧日子过，计划用粮，节约用粮，粮菜混吃，吃饱吃好”，同时要“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”。

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。根据现有资料反映，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、区饿死人的情况，但从大跃进以来，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。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。1959年冬，信阳地区已“遍地哀鸿”，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，“灾荒报丰收”。＇22＇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，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。

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，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。因此，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，也不放粮（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），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。更重要的是，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，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，干脆匿灾不报。

最后，在某些当政者看来，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，多年来一直如此，这就是“动态平衡”或“综合平衡”。于是，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“意底牢结”逻辑分析中。

但是，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。在此背景下，1960年3月，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：在坚持既定原则下（没收自留地，粮食分配到食堂，不停止出口粮食），通过“组织人民经济生活”，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，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。

二、何谓“组织人民经济生活”？

从1960年3月开始，“组织人民经济生活”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，在当时的语境下，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：

（1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，重点解释“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？”＇23＇

（2）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、计划用粮的措施，“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”。

“组织人民经济生活”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。1960年后，《人民日报》等不断宣传1958年、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，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。群众对“三面红旗”的不满，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。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：

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“攻击”粮食政策说，毛主席当主席，一顿吃四两；刘少奇当主席，一顿吃三两；以后再一个主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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