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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一十四章破窗（第6页）

今天或许有很多辩题可以讨论，但其实最关键的，便是世风、学风这两个事，而“破窗”一题，开题延伸到此处，便足以涵盖了。

而针对这个问题，作为反方一号辩手的胡俨，这时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。

他不愿意被姜星火牵着鼻子走，因为胡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，一旦顺着姜星火的思路说下去，就会被带到新的领域，然后被降维打击。

所以，胡俨反其道而行之，反问道：“为何要用玻璃窗呢？”

汪与立、杨士奇等人没说话，这场辩论注定很长，有的是他们上场的机会，但此时，却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胡俨的反应。

因为顺着胡俨的思路，他们发现了如何有效对付姜星火。

那就是把辩题，拖入到他们最擅长的领域。

果不其然，胡俨马上说道：“玻璃窗固然比纸糊窗坚固，可多糊几层、用篾条封住，总是有办法的，活人固然不能被冻死，可高中二甲与窗明几净心情舒畅，倒也未必有多大关系，而今日之世风，便如王叔明之茅屋.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，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，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方有作乱之事。”

“我想说的是。”

胡俨跪坐在地上，郑重以对：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？”

这里的玻璃窗，其实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，而是被胡俨拖入到了一个儒家经典辩题里，叫做“理欲之辨”。

程朱理学重视理欲之辨，把理与欲截然对立，强调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，譬如北宋程颐就说“人心私欲，故危殆；道心天理，故精微，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”，南宋朱熹在《朱子语类·卷十三》理也说“人之一心，天理存则人欲亡；人欲胜，则天理灭，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”.程朱理学的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，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，并以此恪正己心，追求内心世界的丰盈。

而跟这个观点唱反调的就是以永康、永嘉学派的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，譬如叶适干脆奚落理学，说“以天理人欲为圣狂之分，其释未精也”

虽然刚才胡俨取材的那段《礼记》里面已有把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对立的倾向，但“断章取义——取自不要断章取义”还是经典的，《礼记》里还有句话叫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，或者说《礼记》本身并不否认物质欲望的合理性。

总之“理欲之辨”在先秦儒学里，是没有那么“非此即彼”的二极管思维的，甚至到了汉唐，也是有“以理节欲”、“存理灭欲”、“理存于欲”三种见解并存，譬如西汉董仲舒主张“圣人之制民，使之有欲，不得过节；使之敦朴，不得无欲”，西晋裴頠主张“欲不可绝”，把满足人们物质欲求视为全身保生的前提。

实际上，是直到宋代，儒学迭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，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。

而“理欲之辨”，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。

“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？”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，而是问的今日众人，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？

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，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。

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，或是工人，亦或是农人，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，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。

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，这些思想界、学术界的精英们，这个问题，就非常有意义了。

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，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，但发展经济，随之而来的，就是对传统的、相对“淳朴”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。

“诚如国师‘破窗效应’所言，越来越多的物欲，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，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，堵住窗户，而是任其所破，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，一切就都晚了.到了那时候，哪怕想要补救，怕是都悔之晚矣。”

“理欲之辨”，这个辩题的出现，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。